必须保增长关键是如何保

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,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(GDP)季度增长数据持续下滑(只有2010年四季度和2012年四季度的数据比前一季度略有回升),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扭转的迹象。如果政府不出台经济政策加快改革、促进增长方式转变,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还会继续延续。只要继续容忍经济下行,那么无论政府把经济增长的“下限”或“底线”定得多低,最终都将被突破。政府最终还是要保增长。与其拖延到最后一刻才被迫保增长,还不如提前行动。如果提前行动,保增长的政策空间比较大,容易控制保增长的代价;如果拖延到最后一刻,保增长的措施就只剩下“N万亿元”了。

据报道,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7月的讲话中指出: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“下限”是7.5%,“底线%这个“底线”是不允许的。李克强总理还重述了“保增长就是保就业”的观点,并且引用了有关部门的测算:要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%左右,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低于7.2%。2008年和2009年的压力测试支持这个判断。之所以把可容忍的“底线个百分点的水平,是因为李克强总理相信:经济转型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,增强了中国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。因此,中国政府仍然要“以GDP论英雄”,只是不再“唯GDP论英雄”。这是正确的选择。

既然新一届政府依然要保增长,那么面临当前持续下滑的经济增长趋势,新一届政府为什么迟迟没有正式出台明确的保增长措施?俗话说: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为什么没有发生?

来自舆论的反对理由有两类:第一类是中国不能再用“N万亿元”投资和贷款来保增长了,因为副作用太大了;另一类是中国经济只需要改革就行了,压根儿不需要保增长。只要中国政府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,把用来投资的资金花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上,那么不仅可以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,而且即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了失业率提高,也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。因此,中国政府可以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,甚至不必在意经济增长率。

2008年版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两个部分:一部分是分两年完成的“四万亿元投资”,另一部分是2009年放出来的“十万亿元贷款”。前一部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,后一部分是扩张的货币政策。这样的短期政策能够立竿见影地保短期增长,但效果不持久,保不了长期增长。保短期增长的政策适用于熨平经济周期中的低谷。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不是经济周期,而是增长方式“青黄不接”:曾经成功的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,新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形成。基本面出现的问题不能够靠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。这是第一种观念正确的一面。

第一种观念错误的一面是:以为保增长的方法只能是“N万亿元”刺激计划。其实,保增长的方法不等于“N万亿元”,中国还有其他保增长的方法。而且,越早采取行动保增长,可以选择的方法越多,越不需要“N万亿元”刺激计划。但是,随着时间推移、经济形势恶化,可以采取的保增长选项越来越少。如果等到最后一刻才行动,那么“N万亿元”很可能是唯一选项。因此,反对保增长并不能导致不保增长的结果,只能推迟保增长导致用最不好的方式保增长。这种“事与愿违”的事情还是不做更好。

中国经济保长期增长的方法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,释放出市场和企业家的活力。在上期专栏《如何盘活货币存量》一文中,我已经指出:土地和知识产权这两大要素急需市场化,能否快速推进取决于新一届领导人的勇气与魄力。在此不再赘述。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,对民营企业和外资放宽市场准入,也能够促进长期增长。

如果只考虑转型完成之后的状态而不考虑转型的过程,高福利制度确实可以替代高增长率成为社会的稳定器。可是,转型的过程是一次“惊险的跳跃”,弄得不好会前功尽弃。风险之一就来自宏观经济。

要求政府源源不断地为社会福利买单,政府必须有一张健康的资产负债表。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庞大,其中有许多经营性资产。这些资产价值如何、能否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。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,这些资产的价值会大打折扣,中国政府将直面资产负债表风险。一个资不抵债的政府哪有能力为社会福利买单?

保长期增长需要推进增长方式转变,推进转变需要体制改革,改革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。多个变量一环套一环,增加了改革的难度。解决难题需要高度的理性,要避免经济政策被舆论绑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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